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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这面整墙大小的书架前，林阳讲述了杨永青和几位老编辑、老画家的故事，书柜里浩瀚的书籍和文字，又多少将过去那些事、过去那些人留住了一会儿。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作者 王曦泽 曹子云)

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《编辑视界》中，林阳家中的书架上，也有这本书。书里还收录了20位林阳写过的、与他共事过的老编辑和老艺术家的人物小传，他说：“每个人都是好多故事。”

18岁时，杨永青途经上海，姥姥找到他说：“你妈妈想要见你一面”，但他拒绝了。直到几十年后，杨永青早已退休，突然有一天他问父亲：“我妈怎么样了？”父亲回答，早在十几年前你妈妈就去世了。后来一段时间，杨永青的画多画观音，但画里都是人间的妇女、人间的小孩。“我认为，他画得分明就是他的妈妈和他。杨永青的女儿看了以后，大声痛哭。”林阳说。

说到这里，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做工精美、硬壳外封的“小人书”，书的封面上画了一只闭着眼睛却洋洋得意、好像胜券在握的兔子，印着“红蜻蜓丛书：龟兔赛跑——中国连环画出版社”几个字。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，是林阳于1996年3月写下的前言：“但愿‘红蜻蜓丛书’为孩子们带去欢乐，永存在温馨的回忆中。”

“稍微不那么就事论事”，林阳说，“我想把每个人的经历写出来，这些经历和他们一步步的人生选择、和风格建立是有关系的，大家不去写，后来者就不知道(当初)是怎么走过来的。”

或许是不服输的“总要去碰”、或许是年少轻狂的锐气，甚至可能带着一点“无知者无畏”的莽撞，林阳冲到了刚刚开放的书刊市场的第一线。1990年，他被调任为连环画册编辑室主任，开始在这个发行量一落千丈的萧条市场里寻找少儿图书的机会，此后，他读过工商管理、去过世界各地参加图书博览会，早在世纪之交，就写下了出版社应当注重品牌战略的文章。

“当时的幼儿连环画，都是画家手绘，而且用的都是胶版纸，”林阳说，“1989年我去深圳，看见了那边加工出来的香港图画书，全部是电脑上色、铜版纸印刷，特别漂亮，我就想：什么时候，我们也能做这个？”

“1印张是24页，按105g韩国铜版纸的成本来算，一本5个印张，一套的价格在15元以上，还是贵”，林阳说，“但是读者看书的时候不会去看页码多少，只会在意大致的薄厚，而4印张铜版纸的合订厚度和5印张80g胶版纸是差不多的。所以，我就抽掉了一个印张，这样成本就大大降低了。”

那时，铜版纸和胶版纸一吨差了大约几千块钱，对定价低廉的幼儿图画书来说，很难承担这种差额。但已经做了十年图书编辑的林阳，坚信铜版纸的“东风”已经到了，他开始想尽一切方法，降低这套书的成本，让普通人家也能买得起“高档图画书”。

奇迹没有降临，这一年的高考，包括林阳在内有五百余万考生，都以落榜作为结局。但第二年，林阳就顺利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(现首都师范大学)中文系，并在做了四年中学老师后，进入出版社做起了“当时非常吃香”的连环画编辑。

“那会儿几乎没有人在前面走，市场化的期刊每一期封面应该怎么设计、内容排在什么地方，都得你自己说怎么做”，林阳说，“每个月期刊到交付订数的时候，一晚睡不着觉。”

“我们要搬家了”，林阳说，“往事如烟。后来写这本书，实际上是翻开故纸堆，重新打开这段基本被遗忘的历史。”2014年，《北总布胡同32号》出版，此后，林阳也在一些纸媒、杂志上继续写艺术人物小传。

这次考试是在2005年，中国出版集团公开竞聘副总编辑、副社长，从来“只争第一个交卷，别的都不争”的林阳，一拿到考卷，看到上面满满的“实战题”，就把对考试的恐惧完全抛在脑后了。

“我就是实战过来的，还怕这个吗？”林阳说。从刚毕业时单纯做校对、写脚本的小编辑，到负责整个选题、策划的图书营销行家，林阳经历了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革，也经历了连环画市场的大起大落，他说：“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。你要跑发行、要懂经营，(这些)远远超过原有文案编辑的工作。”

正规彩票网址大全在林阳家中，有一架整面墙大小的书柜，摆满了过去几十年里他编辑、出版的各类书籍。从书架上抽出一本，他便能讲一个故事，有些故事关于他自己，关于他的童年和高考、关于如何与市场“搏斗”；也有些故事关于书中所记，关于那些故交老友、旧事遗闻……这些故事和书一起，又组成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。

这套共十册、每册四个童话故事的幼儿图画书，至今已发行120万册，曾给中国童书市场带去深刻影响，但在出版之前，林阳经历过数个扭转败局的“决胜时刻”。

本世纪初，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六十余年后，决定迁往新址，“北总布胡同32号院”这个承载新中国几代美术教育和美术出版的地方，也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为瓦砾。经历了这些，林阳突然动了“写点儿什么”的心。

这种顾虑并非没有原因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传统连环画由高峰跌入低谷，曾经动辄印刷百万册的“摇钱树”，一夕之间变成了堆满仓库的积压货，题材重复，就是很多从业者归纳的罪魁祸首。不过，在林阳眼中，他要做的《小猫钓鱼》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版。

“只是别人觉得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严重”，林阳说，“并不是我觉得一定能行，但是我要去碰，我总得去张口要一回。我不说‘先款后书’，它怎么会成功呢？我得有新想法。”

“很多事情现在已经不清楚了”，林阳说。每回写小传，他都要把自传、把亲友的回忆、把能在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翻一遍，即使有些故事当下用不了，他也都想写下来，或许有朝一日，它们另有用处。

除了采用铜版纸印刷，这套书还用了当时少有的电脑绘图和电子制版技术，甚至在社里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开创了“先款后书”的先河。1996年，《红蜻蜓丛书》完成，甫一上市便大卖。市场证明，当初那个备受质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
“复习时我看了1966年的高考数学卷子，完全看不懂”，林阳说，“我想既然数学这么难，干脆放弃吧，时间紧张，还不如复习其他科目。那年史、地一张卷子，百分制我考了97分，但由于没有复习，数学考得很惨。”

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但作为“75届”高中生，林阳已经插队到平谷、专心干了两年农活，早把高中学到的知识忘了个七七八八——特别是数学。

“(这套书)一开始就被发行部‘一票否决’了，”林阳说，“当时一些人觉得，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《小猫钓鱼》了，怎么还要出《小猫钓鱼》？”

有一次，林阳应邀为曾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美术编辑的书画家杨永青作序，他便在文章中分享了一个故事：杨永青的母亲，是当年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中的“大家闺秀”，结婚后无法忍受乡村风俗，便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。杨永青不知道母亲的模样，但他从小画画就很有才气，于是他便画了一张跪在梳妆台前的女子，是一个双眼皮、大眼睛的女人，因为他就生了一双大眼睛，而别人口中总是会说“这孩子像他妈”。